奶奶的星星
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：我躺在怀里，拼命地哭，打着儿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哭得好伤心。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，形状象个难看的老头儿。搂着我，拍着我“噢——，噢——”地哼着。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。“你听！”忽然说：“你快听，听见了么…？”我愣愣地听，不哭了，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，飘飘的、缓缓的…。是鸽哨儿？是秋风？是落叶划过屋檐？或者，只是在轻轻地哼唱？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。“噢噢——，睡觉吧，麻猴来了我打它…”那是的催眠曲。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，是水盆里的水反的阳光。光影也那么飘飘的、缓缓的，变幻成和平的梦境，我在怀里安稳地睡…

　我是带大的。不知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说过：“带起来的，长大了也忘不了。”那时候我懂些事了，趴在膝头，用小眼睛瞪那些说话的人，心想：瞧你那讨厌样儿吧！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就是：这话用你说么？

　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，笑笑：“等不到那会儿哟！”仿佛已经足了的样子。

　“等不到哪会儿呀？”我问。

　“等不到你孝敬一把铁蚕豆。”

　我笑个没完。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。不过我总想不好，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。爸爸、大伯、叔叔给她买什么，她都是说：“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。”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、踩背。一到晚上，她常常疼、背疼，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，来来回回地踩。她趴在上“哎哟哎哟”的，还一个劲夸我：“小脚丫踩上去，软软乎乎的，真好受。”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，她的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。“行了吧？”我问。“再踩两趟。”我大跨步地打了个来回：“行了吧？”“唉，行了。”我赶快下地，穿鞋，逃跑…于是我说：“长大了我还给您踩。”“哟，那还不把我踩死？”过了一会我又问：“您干嘛等不到那会儿呀？”

　“老了，还不死？”

　“死了就怎么了？”

　“那你就再也找不着了。”

　我不嚷了，也不问了，老老实实依偎在怀里。那又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。

　一个冬天的下午，一觉醒来，不见了，我扒着窗台喊她，窗外是风和雪。“出门儿了，去看姨。”我不信，去姨家总是带着我的；我整整哭喊了一个下午，妈妈、爸爸、邻居们谁也哄不住，直到晚上出我意料地回来。这事大概没人记得住了，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。小时候，吓唬我的最好办法，就是说：“再不听话，就死了！”

　夏夜，满天星斗。讲的故事与众不同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，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，而是说，地上死一个人，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。

　“怎么呢？”

　“人死了，就变成一个星星。”

　“干嘛变成星星呀？”

　“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…”

　我们坐在庭院里，草茉莉都开了，各种颜色的小喇叭，掐一朵放在嘴上吹，有时候能吹响。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。凉凉的风，蓝蓝的天，闪闪的星星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　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，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，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。

　已经死了好多年。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。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，知道那是神话，但到夏天的晚上，我却时常还象孩子那样，仰着脸，揣摸哪一颗星星是的…我慢慢去想讲的那个神话，我慢慢相信，每一个活过的人，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，也许是一颗巨星，也许是一把火炬，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…

　是小脚儿。洗脚的时候总避开人。她避不开我，我是“的影儿”

　一这有什么可看的！快着，先跟你妈玩去。

　我蹲在的脚盆前不走。那双脚真是难看，好像只有一个大脚趾和一个脚后跟。

　“您疼吗？”

　“疼的时候早过去啦。”

　“这会儿还疼吗？”

　“一碰着，就疼。”

　我本来想摸摸她的脚，这下不敢了。我伸一个指头，拨弄拨弄盆里的水。

　“你看受罪不！”

　我心疼地点点头。

　“赶明儿一喊你，你就回来，追不上你。嗯？”

　我一个劲点头，看着她那两只脚，心里真害怕。我又看看的脸，她倒没有疼的样子。

　“等我妈老了，脚也这样儿了吧？”

　一句话把问得哭笑不得。妈妈在外屋也忍不住地笑，过来把我拉开了。还在里屋念叨：“唉，你妈赶上了好时候，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…”

　晚上睡在身旁，我还想着这件事，想象着一个老妖婆（就像《白雪公主》里的那个老妖婆，鼻子有勾，脸是蓝的），用一条又长又结实的布使劲勒的脚。

　“你妈是个老妖婆！”我把头扎在的脖子下，说。

　“该孩子，胡说什么哪？”一愣，摸摸我的头，怀疑我是在说梦话。

　“那她干嘛把您的脚弄成那样儿呀？”

　笑了，叹口气：“我妈那还是为我好呢。”

　“好！”我说。平时我要是这么说话，准得生气，这回没有。

　“要不能到了你们老史家来？”又叹气。

　“我不姓屎！我姓方！”我喊起来。“方”是的姓。

　也笑，里屋的妈妈和爸爸也笑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他们都不像往常那样笑得开心。

　“到你们老史家来，跟着背黑锅。我妈还当是到了你们老史家，能享多大福呢…”总是把“福”读成“斧”的音。

　老史家是怎么回事呢？一干嘛总是那么讨厌老史家呢？反正我不姓屎，我想。

　月光照在窗纸上，一个个长方格，还有海棠树的影子。街上传来吆喝声，听不清是卖什么的，总拖着长长的尾音。我看见一眨不眨地睁着眼睛想事。

　“。”

　“嗯？睡吧。”把手伸给我。

　想什么呢？她说过，她小时候也有一双能蹦能跳的脚。拉着的手睡觉，总能睡得香甜。我梦见也梳着两个小“抓髻”踢踢踏踏地跳皮筋儿，就象我们院里的惠芬三姐，两个“抓髻”两只大脚片子…

　惠芬三姐长得特别好看。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就觉得她好看了。她跳皮筋的时候我总蹲在一边看，叫我也叫不动。但惠芬三姐不怎么受理我。她不太爱理人。只有她们缺一个人抻皮筋的时候，她才想起我。我总盼着她们缺一个人。她也不爱笑，刚跳得有点高兴了，她妈就又喊她去洗菜，去和面，去把她那群弟弟妹妹的衣裳洗洗。

　她一声不吭地收起皮筋，一声不吭地去干那些活。总是夸她，夸她的时候，她也还是一声不吭。

　惠芬三姐最小的弟弟叫八子，和我同岁。他们家有八个孩子，差不多一个比一个小一岁。他们家住南屋，我们家住西屋。

　院子中间，十字砖路隔开四块土地，种了一颗梨树和三颗海棠树。

　春天，满院子都是白花；花落了，满地都是花瓣。树下也都种的花：西番莲、草茉莉、珍珠梅、美人蕉、夜来香…全院的人都种，也不分你我。也许因为我那时还很小，总记得那些花都很高。我和八子常在花丛里钻来钻去。晚上，那更是捉藏的好地方，往茂密的花丛中一蹲，学猫叫。总愿意把我们拢到一块，听她说谜语：“青石板，板石青，青石板上…”“咳，是星星！”就会那么几个谜语。

　八子不耐烦了，又去找纸叠“子弹”；我们又钻进花丛。“别崩着眼睛！唉…”坐在门前喊。“没有，我们崩猫呢！”八子说。有一只外头来的大黑猫，是我们的假想敌。“猫也别崩，好好的猫，你们别害巴它！”还在喊。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了，从前院追到后院，又嚷又叫，黑猫蹿上房，逃跑了。

　八子特别会玩。弹球儿他总能赢，一赢就是大半兜，好的不多，净是大麻壳、水泡子…。他还会织逮蜻蜓的网，一逮就是一大把，每个手指夹两只。他还敢一个人到城墙去这蛐蛐，或者爬到房顶上去摘海棠。就又喊：“八子，八子！什么时候见你老实会儿！

　看别摔了！”八子爱到我们家来，悄悄的，不让他妈知道。总把好吃的分给我们俩——糖，一人两块，或者是饼干，一人两三块。

　八子家生活困难，平时吃不到这些东西。八子妈总是抱怨“有多少东西，也不够我们家那几个‘小饿儿’吃的。”我和八子趴在的上，把糖嘬得咂咂地响，用红的、蓝的玻璃纸看太阳，看树，看在院里晾衣服的惠芬三姐，我们俩得意地嘻嘻哈哈笑。“八子！别又在那儿闹！”惠芬三姐说话总绷着脸，象个大人。八子嘴里含着糖，不敢搭茬。“没闹，”说：“八子难得不在房上。”其实最喜欢八子，说他忠厚。

　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和八子一班。记得我们人队的时候，八子家还给他做不上一件白衬衫，就把我的两件白衬衫分一件给八子穿。

　八子高兴得脸都发红，他长那么大，一直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。

　临去参加入队仪式的早晨，又把八子叫来，给我们俩每人一块蛋糕和两个鸡蛋。八子妈又给了我们每人一块补花的新手绢，是她自己做的。八子妈没没夜地做补花，挣点钱贴补家用。

　后来也做补花，是八子妈给介绍的。一开始，八子妈不信真要做，总拖着。就总问她。

　“八子妈，您给我说了吗？”

　“您真要做是怎么的？”八子妈肩上挂着一绺绺各种颜色的丝线。

　“真做。”

　“行，等我给您去说。”

　过了好些日子，八子妈还是没去说。就又催她。

　“您空给我说说去呀？”

　“您还真要做呀？”

　“真做。”

　“您可真是的，儿子儿媳妇都工作，一月一百好几十块，总共四口人，受这份累干么？”

　“我不是缺钱用…”说。

　确实不是为挣那几个钱。有的考虑，那时我还不懂。

　小时候，我一天到晚都是跟着。妈妈工作的地方很远，尤其是冬天，她要到天黑黑的时候才能回来。爸爸在里屋看书、看报，把报纸弄得悉悉憟憟的响。坐在火炉边给妈妈包馄饨。我在一旁跟着添乱，捏一个小面饼贴在炉壁上，什么时候掉下来就了。我把面粉弄得满身全是。

　“让你别弄了，看把白面糟踏的！”掸掸我身上的面粉，给我把袄袖挽上。“那您给我包一个‘小耗子’！”

　“这是馄饨，包饺子时候才能包‘小耗子’。”

　可还是擀了一个饺子皮，包了一个“小耗子”和饺子差不多，只是两边捏出了好多褶儿，不怎么象耗子。

　“再包一只‘猫’！”

　又包一只“猫”有两只耳朵，还有点象。

　“看到时候煮不到一块儿去，就说是你捣乱。”

　“行，就说是我包的！”

　气笑了：“你要会包了，你妈还美。”

　“唉——，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，”我拉长声音学着往常的语调：“看你妈这会儿有多美！”

　常那么说。最羡慕妈妈的是，有一双大脚，有文化，能出去工作。有时候，来了好几个妈妈的同事，她们“唧唧嘎嘎”地笑，说个没完，说单位里的事。我听不懂。靠在身上直想睡觉。也未必听得懂，可特别爱听，坐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，支楞着耳朵，一声不响。妈妈她们大声笑起来。脸上也现出迷茫的笑容，并不太清楚她们笑的是什么。“妈，咱们包饺子吧，”妈妈对说。

　吓了一跳，忙出去看火，火差点就要灭了；听得把什么都忘了。客人们走后，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，说：“你们刷碗、添火吧，我累了。”妈妈让躺会儿。不躺，坐在那儿发呆。好半天，又是那句话：“唉，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。”爸爸、妈妈都悄悄的。只有我敢在这时候接的茬：“看你妈多美，大脚片子，又有文化，单位里一大伙子人，说说笑笑多痛快。”“可不是么。我就是没上过学。我有个表妹…”“知道，知道，”我又把话茬接过去：“你有个表妹，上过学，后来跑出去干了大事。”“可不真的？”

　倒象个孩子那样争辩。“您表妹也吃食堂？”我这一问把爸爸、妈妈全逗乐了。有些尴尬：“六七岁讨人嫌。”骂我只会这一句。不知为什么，特别羡慕别人吃食堂，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人来，最后总要说明一句：“人家也吃食堂。”后来，五八年，街道上也办了食堂。把家里的好多坛坛罐罐都贡献了出去。她愿意早早地到食堂门口去等着开饭。中午，爸爸、妈妈都不回来，她叫我放了学到食堂去找她。卖饭的窗口开了，她第一个递上饭票去：“要一个西红柿，一个…嗯…”她把“一个”咬得特别清楚，但却不自然；她有些不好意思，但又很骄傲似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她大概是觉得自己和那些能出去工作的人相仿了，可她毕竟又没出去工作过。

　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那些日子，晚上总去开会，总不让我跟着。“又不是去看戏！”说，脾气变得很急躁。

　我跟着看过不少老戏。做补花挣了钱，就请别人看戏，请八子妈，请姨，也请院里的另一个老太太，自然每次都得请我——她的“影儿”也得占一个座位。不会看戏，每次看戏之前都得请教那“另一个老太太”那个老太太懂戏，也并非真懂，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个“名人爱好者”什么梅兰芳、姜妙香、袁世海、张君秋，…和我都是从她那儿得到启蒙的。我坐在剧场的椅子上睡觉，我是为中间的十五分钟休息来的；休息的时候小卖部卖酸梅汤，我使劲说渴，至少可以喝两瓶。是说：“我年轻时候什么戏也没看过。”她大约是为补上这一课来的；平时胡同里几个老头、老太太在一块聊天，谁都比懂戏。什么事都要强。不过只有一回，和那个老太太是都看懂了，不是戏，是电影《祝福》。看完了，直哭，那个老太太也直哭。“那时候可不就是那么样儿，”那个老太太说。“可不就那么样儿，”说。两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。

　我不声不响地跟在身后走。最惨的不是祥林嫂最后摔倒在雪地上，而是她捐了门槛，高高兴兴地回来的时候…后来总爱给别人讲《祝福》，还是把“福”念成“斧”的音。不过她再也不愿意看那个电影了。

　一天晚上，又要去开会，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服。坐在桌边发愣。

　妈妈把我叫过来，轻声对说：“今天让他跟您去吧，回来道儿黑的。小孩儿，没关系。”

　我高兴地喊起来：“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？我搀您去，那条路我特！”

　“嘘——，喊什么！”妈妈给了我一巴掌。妈妈的表情严肃。

　我跑去找八子，我们俩早就想晚上去一回学校了。我们学校原来是一座大庙，八子说，晚上那儿的蛐蛐准少不了。

　学校有好几层院子，有好几棵又又高的老柏树，院墙上长满了草，红色的灰皮落了很多。天还没黑，知了在老柏树上“伏天儿——，伏天儿——”地叫着。到紧后院去开会，嘱咐我们就在前院玩。

　这正合我们的心意，好玩的东西全在前院，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、爬杆、沙坑，这会全空着。

　“八子，真是跟你妈说了？”又问。

　“真说了。”

　八子冲我笑。他才不用跟他妈说呢，他常常在外面玩到半夜，他妈顾不上管他。我常常为此羡慕八子。

　我们先玩爬杆，我爬不过八子。又玩双杠，一人占一头，喊一声“开始！”各自从双杠上蹿过去抓对方，几个来回之后，我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被八子抓住。八子身体好，也跑得快。跟八子出去玩，我不用担心挨欺负，八子打架也特别厉害。

　八子的功课一般，不象惠芬三姐，惠芬三姐很用功，还是少先队大队委。我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，但我至今记得，一有算术比赛，八子的成绩总比我好。他就是不用功，不按时完成作业，语文总考六十几分。小学毕业时，我考上了一所名牌中学，八子只考上了三学校。

　现在想想，八子的天资其实比我强，我纯粹是靠了的督促，靠爸爸妈妈总能在课后帮我补习。谁管八子呢？

　他晚上不是帮家里干活，就是跑出去疯玩。惠芬三姐是个例外，她不声不响地干活，又不声不响地读书。八子妈嫌她晚上读书费电，她就每天早早地起来在院子里用功。六五年，惠芬三姐考上了大学。

　那时候她戴上了眼镜，更漂亮了，文质彬彬的，有学问的样子。我真羡慕八有这样一个姐姐。八子却不放在心上，总拿她的“四眼儿”开玩笑。惠芬三姐不屑于理他。八子也不太爱理惠芬三姐。

　太阳落了。

　“嘟——嘟嘟——”天完全黑下来时，蛐蛐果然不少。“嘟嘟——嘟嘟嘟——”东边也叫，西边也叫。我们顺着声音找，找到了一处墙下。八子对准砖滋了一泡，一会儿，蛐蛐就蹦出来，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。八子很快就把蛐蛐逮住，看看，又扔了。

　“老嘴，不开牙，”他说。

　我们又找，找到一块大石头旁边，蛐蛐不叫了。八子示意我别出声，我们蹲在石头边静静地等，大气不出。蛐蛐又叫起来“嘟嘟嘟——”八子笑了。

　“哟，我没了。”

　“我有！”我说。

　‘嘘——，小点声。冲这儿撒，对准了。“

　逮到了一只好的。八子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卷成纸筒，把蛐蛐装进去。

　月光真亮，透过老柏树浓黑的枝叶，洒在院子里，斑斑点点。那么大的院子里只有我们俩。教室都是原来大庙的殿堂，这会黑森森的，静悄悄的，有点瘆人。星星都出来了。我想起了。八子逮起蛐蛐来入，蹶着股扎在草丛里，顺着墙爬。

　我对八子说：“我去看看后院有没有蛐蛐。”

　紧后院的南房里亮着灯。我悄悄地爬上石阶，扒着窗台往里看。

　一排排的课桌前坐的全是老头、老太太。我看见坐在最后排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样子就象个小学生。我冲她招招手。没看见，她听得可真用心。我直想笑。常说，她要是从小就上学，能知道好多事，说不定她早就参加了革命呢！“我说不定就从你们老史家跑出去了呢。我有个表妹，就是从婆家跑出去的，后来进了共产…”老是讲她那个表妹，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，知道了好些事，早早地放了脚，跑出去干了大事。我又想笑了：跑起来是什么样呢？还是用脚后跟跑吗？…

　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。讲台两边还坐着好几个人。有个女的老是给他们倒水喝。

　我见过的那个表妹一回，只见过一回，在一个大楼里。紧拉着我的手，在又宽又长的楼道里走，东问西问后来人家让我们在一间屋子里等着，屋子里有好多沙发，可不让我坐，她自己也站着。等了老半天，才来了一个女的，让我管她叫表…

　讲台上的那个人讲个没完没了。

　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远远地望着过。她直了直，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。这下您知道上学的滋味了吧？我又在心里笑。每天晚上都抱着那本扫盲课本念，有一课是《国歌》，她老是把“吼声”念成“孔声”“又是孔声！”连我都能提醒她了。她难为情，声音变小，慢慢又大起来，念到“吼声”的时候声音又变小，停好一阵，大概是在心里重复…

　就在这时候，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讲的话：“你们过去都是地主、富农，都是靠剥削农民生活，过的都是好逸恶劳，光包不做的剥削阶级生活…”

　什么？！再听。

　“…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你们是占的前两位。今后呢？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…”

　我赶紧离开窗台，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，脑袋里“嗡嗡”的。

　地主？也是地主？

　八子来了。“嘿！看，六个！”

　我应了一声，赶紧往前院走。

　“后院有吗？你怎么啦？”

　“后院没有，咱们还上前院吧。”

　“前院都没啦！”

　“那，咱们玩爬杆去吧。”我拉着八子往前院走，我怕他也听见…

　拿回来一个白色的卡片。爸爸、妈妈围在身边看，样子倒象是很高兴。直擦眼泪。

　“这回就行了，您就甭难受了，”爸爸说。

　“就是说，您跟大伙都一样了，也有选举权了，”妈妈说。

　我趴在上不说话。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我又不敢问。

　“跟了你们老史家，唉…”又是那句话，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：“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，比老妈子能强多少…

　“您可不能这么想，”妈妈说：“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，也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呀！工人、农民呢？人家过的什么日子？”

　的脸腾地红了，慌忙点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就那么一说。人家过得牛马不如，这我都知道。”

　过了一会，又对爸爸说：“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？

　后来得肺病死了，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…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。我就跟你大哥说过，真要是分了家，咱们这份儿由我作主，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…”

　“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，”妈妈又说：“那是因为您有，不在乎那一亩多。”

　愣了一会，说：“可不也是，让我都给，我准不干。还不是剥削思想？”

　“行了，”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：“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。”

　把白卡片用一条新巾包起来，说：“打解了放，没什么人告诉我，我也是爱这新社会。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…哟，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？我说不带他去…”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上，忙打住话头，哄我去睡觉。

　摸摸我的头：“不烧。准是玩累了。”

　给我打来洗脚木，又摸摸我的头：“明儿给你包饺子，扁豆馅的，爱吃吗？”也好像高兴起来了。

　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。我听见总翻身，大概也没睡着。我不敢动，我怕知道我在想什么。窗外，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，出几颗星星。怎么会是地主呢？我想起过去给我讲《半夜叫》的时候…“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。”说。“什么叫剥削呀？”我问。“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。”“那我是吗？”“你不是，你还小。”“那您是吗？”…真的，那时就不说话了，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：“不是做补花吗？老了，我们工作养活。”…唉，我心里七八糟的，一宿都没有睡安稳。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，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…

　有好几年，我心里总象藏着个偷来的赃物。听忆苦报告的时候，我又紧张又羞愧。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农民的时候，我心里一阵阵发慌、发问。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——“汗水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”；过队时，大家一起合唱，我的声音也小了。我不是不想唱，可我总想起，一想起，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。要不是地主多好呵！

　我是解放后出生的，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“尾巴”大人门都说我记事早。那时候，从早到晚，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。

　一清早，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，挎着小一点的笸箩卖烂糊芸豆的，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。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，你要是多花一分钱，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，给你捏成一个小芸豆饼。有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，但绝不让捏成饼，说他那块布一点都不干净。

　我就是想要一个芸豆饼，于是哭、闹。找来一块干净布，自己给我捏。我还是哭、还是闹，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，跟卖的一点都不一样。就说：“再不听话，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！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，长大了没出息，去卖芸豆。笑的，也不觉着累，”说。“老了老了，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，”

　说“唉，你们生的是时候呀！我还有几天儿？”也常出遗憾。

　星星，星星。星星。星星…

　哪一颗星星是的呢？

　我知道，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。

　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，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…

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又戴上了一顶“帽子”不叫地主，叫“摘帽地主”其实和地主一样，占黑五类之首。所不同的是“摘帽地主”更狡猾些；一个地主，竟然能够“摘帽”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，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，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。而且这也成了“刘邓路线”的罪行之一。

　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。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？

　后来，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。权力当然更重要。

　倒没有哭，她吓傻了。爸爸、妈妈也吓傻了。好多人都吓傻了。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，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。

　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，用了半天时间，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。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，用斧子给劈了。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。整天躲在屋子里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；也不怎么做饭，顿顿下挂面。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金条。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，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，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份好，其余的都是黑九类。

　惠芬三姐当了“红卫兵”一身军装，扎一条武装带，长辫子剪了，剪成了短发。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她更漂亮了。

　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，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，不行。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，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，没别的可抄。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。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，来了几个高中同学，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。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，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，然后各自回家。

　院里很，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，挨家挨户地搜查。

　象是全院大扫除，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。我们家里也都空了，爸爸、妈妈和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，很恐怖、很警觉的样子。

　“真是没想到，”妈妈说。

　“平时看着可是老实的人，”说。

　“您可别再这么说了，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？”

　“谁呀？藏了什么？”我问。

　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、一盒子金银首饰、还有一本书，书上有蒋介石的像。

　“在哪儿呢？”

　“已经送走了，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。”

　我隔着窗户往外看。又来了几个红卫兵，惠芬三姐正和一个高魁梧的男的说话，嗓门儿很大。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。她还说了一句“Ｘ他妈的”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。也许是我听错了？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。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…

　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。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。妈妈说：“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，有什么事我去找你。”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，六十斤粮票，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。

　晚上，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。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、那么多粮票。路上冷冷清清的。已经是秋天了。自行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“嚓嚓”地响。路灯的光线很昏暗，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，变长，变长，又消失了。我好像一时忘记了，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。那条路很长，全是落叶…

　一天，妈妈到学校来找我，对我说，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，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；已经回老家了。

　“什么时候？”

　“前天。”

　“怎么啦？”

　“没怎么。我们怕出事，和你爸爸商量，不如先让到老家去”

　我倒是松了一口气。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。不过坦白地说，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：不在了，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长大的了。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，算我是地主出身。

　“过些时候，我就去看你，再给她送些东西去。”妈妈说，声音有些抖。

　忘记是为了什么了，我又回了一趟家（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）。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。花没了；地上刨得七八糟的，没人管；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；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。八子家也搬走了，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。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，被轰走了，空下来不少好房。我走进屋里，才又想到，走了。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，只是落满了灰尘。不在了。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。那个小线笸箩还在上，里面是一绺绺彩的丝线，是做补花用的。我一直默默地坐着。天黑了。是阴天，没有星星。

　这会儿在哪儿呢？干什么呢？屋里没有别人，我哭了。我想起小时候，别人对说：“带起来的，长大了也忘不了。”笑笑说：“等不到那会儿哟！”…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，没有星星。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。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，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，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，事后你发现，童年不复存在了。

　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。我时常想起。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，听也听不过来，想也想不过来。不断地把人打倒，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。打人也是为革命，骂人也是为革命，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，横行霸道、仗势欺人、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。只要说是为革命，干什么就都有理。理随即也就不值钱。

　接着是上山下乡。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，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；饥寒迫的为革命而饥寒迫，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。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　我在延安队的时候，妈妈来信说回来了，岁数太大了，农村里没她干的活，公社给了证明，说改造得好，态度非常老实。

　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。

　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。那年七十岁，头发全白了。爸爸、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，又剩了我跟。或者说是，跟着我。

　我已经二十出头了。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。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，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。譬如说，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，就注定是地主了。也可以说这是命运，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？

　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。

　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。在车站坐了半宿，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。我推推院门，院门开了。我推推屋门，门上有锁。我一愣。院里的人还都没起。很静，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。这么早上哪儿了呢？还是那四棵树，一棵梨树，三棵海棠，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。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，歪七扭八，灰的。

　北屋门一响，宋家老头出来了：“哟，你回来啦？你这几天净念叨你呢。”

　“我这么早上哪儿了？”

　“你没瞧见？就在外头扫街哪。”

　我跑出院门。远远的晨雾中，有一个人影，用的是长把笤帚，是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么早来扫街，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，怕让人看见。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，在改造，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。

　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。

　我把搀进屋，劝她，安慰她。我才不说“这是群众运动，您应当理解”呢！她怎么会理解呢？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？只是当我说到“群众的眼睛是亮的”的时候，才不哭了，连连点头，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，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，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，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。扫街总是超额，甚至加倍。“还记得八子吗？”问我。“当然。”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，外号叫“八爷”一般的氓小偷都服他。八子没有去队。“可不是吗，唉！可是他见了我，还是管我叫。”

　说。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。又说：“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，可得好好的，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。他倒是低头儿听着。别人说他，他连听都不听呢。”“他进工厂了？”“没有。先前他想进工厂，人家说他不去队，不给他分配。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，他又嫌工作不好，不去，等着。他可倒也不缺钱花，又抽烟，又喝酒。他还老跟我说：象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！”

　“惠芬三姐呢？”

　“咳，还提惠芬呢！分配在外地，二十七八了，还没个对象。他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，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，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，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…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。

　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。头些日子，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，她头儿也不抬。八子说，她不是光不理我，谁她都不理…”

　我想起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，在院子里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

　大学生说话，那男的又高又魁梧“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？”

　唉！“，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！”我说。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。

　“行啊！”高兴起来：“我给你钱，你去买馅吧。”

　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，回了北京好好照顾，想办法给弄点好的吃。一个人老是熬粥、吃馒头、炒白菜什么的；她不愿意去买，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。

　“您管它那些呢！”我说：“铺里卖就是为让人吃的。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！”

　“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、炒白菜都吃不上呢。老家的人，好些贫下中农，吃也吃不。”一本正经的神气。

　我真得承认：的觉悟比我高。我开了个玩笑：“您可不能这么说。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，那还行？”

　吓坏了，说不出话来、可不？在那些年，这可不是玩笑。

　最后这几年，依旧是很忙。天不亮就去扫街。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“专政学习班”下午又去挖防空。

　“您这么大岁数，挖什么呀？还不够添乱的呢！”我说。

　听了不高兴：“我能帮着往外撮土。”

　“要不我替您去吧。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。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。”

　“那可不行。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。你可别外头瞎说去。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。”

　还是那么事事要强。

　最让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。那时候，无论夏秋冬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。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、老太太，都是成份好的，站在胡同口，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，监视坏人，维护治安。每个人值两个小时，一班接一班。看人家值班，很眼热，但她的成份不好。

　一天，街道积极分子来找，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，李老头病了，何大妈家里离不开，一时没处找人去，让值一班。可忙开了，又找棉袄，又找棉鞋。秋风刮得大。

　“真要是有坏人，您能管得了什么？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儿？”

　“人家这是信任我。”

　“就算您用拐儿把他的腿勾住了，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。”

　“我不会喊？”

　“我替您去吧。”

　“那可不行！”穿好了棉衣，拿着拐儿，提着板凳，掖着手电筒，全副武装地出了门。

　我出门去看了看。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。还不到十点。两个人聊得热火。风大，街上没什么人。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…

　十点刚过，回来了。

　“怎么啦？”说：“又有人接班了。”脸色难看。

　“有人了更好。咱们睡觉。”

　不言语，棉袄的时候，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，玻璃摔碎了。

　“您累了吧？我给您按摩按摩？”

　趴在上。我给她按摩和背。她还是一到晚上就酸背疼。

　我想起小时候给踩，觉得她的背是那样漫长。如今她的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，往下塌，背往上凸。

　我看见在擦眼泪。

　“算了，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！”我说。

　“赶情你们都没事儿。我妈算是瞎了眼，让我到了你们‘老史家’来…”

　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，树枝在风中摇。星星真不少，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…

　那是一九七五年，七十三岁。那夜没有再醒来。我发现的时候，她的身体已经变凉。估计是脑溢血。很可能是脑溢血。

　给穿鞋的时候我哭了。那双小脚儿，似乎只有一个大拇趾和一个脚后跟。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呵。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。

　如今走到了头。也许她还在走，走进了天国，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…

　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。现在，在任何场合，我都敢于承认：我是带大的，我爱她，我忘不了她。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。

　一个好的社会，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。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。知道她这一生的人，都不怀疑这一点。

　当然，最后这几年，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。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：那时每天晚上，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。在那个“专政学习班”里，是学的最好的一个。她一字一顿地念，象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。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。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，不时看看我，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。我故意装得很忙，不给她这个机会，心想：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，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？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，净是些狗不通的社论。给我倒茶，终于找到了机会。

　“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？”

　“咳，您不懂！”

　“你不告诉我，我可不老是不懂。”

　“您懂了又怎么样？啊？又怎么样？”

　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。她默默地坐着，一声不响。第二天晚上，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，不再问我。我一看她，她的声音就变小，难为情似的…

　老海棠树还活着、枝叶间，星星在天上。我认定那是的星星。

　据说有一种蚂蚁，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，滚过去，总有一些被烧死，也总有一些活过来，继续往前爬。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。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，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，弄得她很苦恼，很多事都受到影响。我就又想起了的星星。历史，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，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。人类浩前行，在这条路上，不是靠的恨，而是靠的爱…

　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

　（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） 　ｍ.ｉGｅｘS.cｏ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