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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北上】
1911年11月7凌晨,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遇刺。就在北方革命人最优秀的领导者身首异处前几个时辰,北京刑部诏狱大门缓缓开启,三名囚犯被释放,走在前面的那个人,叫汪兆铭。

 定格。时间点往前推,武昌事变半月后,以《国风报》为中心的北京同盟会以及北京、天津、保定等处的共和会、铁血会等革命团体,联合派出同志冷公剑,前往武昌,请求派人北上主持革命——武昌战事正紧,为什么北方的革命要请求湖北的支援?显然,北方同志等待的不仅仅是一个领袖,他们更需要的,是湖北军政府的经济支援。

 冷公剑10月25自北京启程,沿京汉线到了孝感,火车停开,他只能步行,一共走了十天,11月9才抵达武昌。

 他这才知道,在这些天的辛苦跋涉中,北方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 山西独立,吴禄贞授山西巡抚,娘子关和谈,燕晋联军组成,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。武昌的同志一面翻着报纸与来电,一面叹惜:如果阎锡山、吴禄贞、张绍曾能三路进兵,北取京师,南断汉口清军归路,诛袁世凯于彰德,革命已经成功了!

 “其实之前的机会更好,”身在武昌的共和会创始人之一胡鄂公对冷公剑说,“武昌举义之初,清廷震恐,束手无策,京师谣言横行,八旗官民,九门军警,相互惊扰惶惧,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,都吓得弃而逃,高喊革命军进城了!那时,若有数百人于正门、宣武门、***之间奋臂狂呼,兵不血刃,可取北京!”

 冷公剑没有反驳,其时他在京师,非常清楚那时混乱之极的情形,胡鄂公说的可能,不是没有。可是,哪儿来的“数百人”?北京革命势力本就薄弱,又没有新军,办报呐喊的人有,要得数百死士,除非经费充足,从北京周边会匪民里招募。

 “北方革命确实需要推动,”胡鄂公转头对黎元洪说,“如今吴禄贞被刺,北方军政大权一统于袁世凯之手,有消息说过几天他就会自彰德进京。这一来,北方革命形势将更趋暗淡…”更重要的是,袁世凯的特使蔡廷干、刘承恩二人已经抵武昌,希望与鄂方谈判。胡鄂公主张拒绝接见,并通电各省揭袁氏阴谋。但孙武等多数人赞成答复。

 南北和谈势不可免,这个时候,清廷腹地直隶山东一带,革命形势越好,越能为湖北军政府在谈判中赢得更多主动。这一点黎元洪看得也很清楚。

 北京同盟会又派了人来,仍是请求派人北上主持。于是黎元洪召开军事会议决定,胡鄂公此前久处北方,人地两,就派他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,前赴北京、天津一带,主持北方革命。“国库拨款一万元,作为办公之费,到北方后,如有急需,当陆续汇寄”

 当时北京同盟会的经费支绌,已达极致。《国风报》全靠四处打秋风勉强维持,景梅九甚至干出过写信敲诈的勾当:他写信给一位朋友,要求他出资若干,否则“将在报纸上登载君一件隐事”哪知该朋友看穿了这些革命厉内荏,回信说“好极了!请你编出来,奇文共欣赏,大家看!”得景梅九莫办法,只好在同志间搜求,连某人冬天的狐皮马褂都当掉了,也才当了三十元,可见有多困窘。而今胡鄂公携有万元,要算一笔巨款了。

 胡鄂公是革命中的进派,坚决反对以大总统为饵袁世凯反正,他更认同吴禄贞的判断:清室已败,革命的对手就是袁世凯。路过上海时,他去会见宋教仁与陈其美,提出只有速取南京,早北伐,北方同志从内部响应,方可以“击败袁氏而消灭清室”宋、陈二人也深以为然。

 十月初四(11月24),胡鄂公抵天津,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长发栈,召集北方同志开会。天津一带的同志,同盟会加上共和会、铁血会,大约也就一百来人。这一天,正好山东巡抚孙宝琦通电全国,宣布取消11月13发起的山东独立。据滦州来的同志说,二十镇官兵颇有加入革命团体者,本来希望山东独立,与滦州互相呼应,可以择机起义,现在山东十一天即取消独立,对士气肯定打击很大。

 但滦州仍是北方举事最大的希望,虽然张绍曾已被清廷免去统制职务,离开滦州,但各营士兵,加入铁血会的人极多,尤其三位营长施从云、王金铭、张建功,都是铁血会成员。问题是这几位关系一般,互相猜忌,不能协同作战。因此现在的关键是派人去滦州,沟通上下,待机发动。

 又有人提出:海镇驻军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冯玉祥是否可以动员他响应革命?负责联络滦州方面的孙谏声摇头反对,他给了冯玉祥一句评语:“多谋而无学,多言而无信,非可以共死生者。”他既如此说,别人也就不再提。

 正计议间,汪兆铭从北京派人来,请胡鄂公拨款二千八百元,说是十月初九,即五天后北京同志起事,进攻清室之用。汪兆铭此时名头极响,他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,被捕后在狱中写的绝命诗“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”,大江南北,腾传人口,有人甚至预先给了他“烈士”的称号。现在汪被放出来十多天,又在筹划北京举事,胡鄂公当然不会对他有任何怀疑,当即指派人携款往北京付。

 天津共和会负责人白雅雨冷哼一声:“不过是袁世凯用来威吓爱新觉罗家族罢咧!”

 胡鄂公大是诧异,问他是怎么回事。

 白雅雨就谈起他的见闻:汪兆铭等三人出狱,原是袁世凯会同两广总督张鸣岐保释,释放诏令中虽有“发往广东,张鸣岐差委”等语,其实不过是一道幌子。汪兆铭等一出狱,袁世凯即从彰德电令其子袁克定往见诸人,称“请诸君勿他去,宫保来京时,尚一见汝等”其余两人闻听大惊,催促汪兆铭一起出京躲避。汪不听。于是一人连夜赴上海,一人逃到天津租界匿居,只有汪兆铭留在北京等袁世凯。

 等到袁世凯11月13自彰德入京任内阁总理大臣,立即接见汪兆铭,并让他与杨度、汪大燮等人组织“国事共济会”,表面主张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体,私下却帮助袁要求满清亲贵捐款镇革命。

 我听说那个国事共济会很快就解散了?

 是。后来汪兆铭在天津成立京津同盟会分会,自己当了会长。但他…他跟老袁一直有来往,不少同志都认为他是在给老袁办事…最近老袁要求清廷罢免载沣、奕劻、载洵、载涛等人的军政大权,满清亲贵大不高兴,很有反对之声,因此我瞧汪兆铭搞的这个事,多半是在帮老袁吓唬亲贵咧。

 哦。虽然如此,现在不能因为这个怀疑同志。胡鄂公仍然打发人把二千八百元送去北京。  M.igEX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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